譬如，陶慧宗曾给国府驻美国的胡大使的信中为汪氏游说：

“自武汉、广州陷落以后，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，说打是打不下去了。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，收入不到两万万。壮丁补充大成问题。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，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。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，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，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。”

陶慧宗所谓的“存亡绝续的办法”，正是汪填海所述的与日本议和的和平救国道路。